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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哲学治疗在图书馆学中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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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11-15 16:28

        摘要:哲学治疗是哲学史上的重要课题。图书馆学自形成理论以来, 一直借助抽象思维认识与把握关于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规律和内部联系, 并与哲学有着深厚渊源。从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思想逐渐渗透, 到50年代方法论意义上与80年代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基础探求, 再到90年代“图书馆哲学”概念的提出, 无一不是图书馆界将哲学视作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根本的体现。传统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 这导致图书馆学一直是主客体的思维方式, 同时当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又被现象描述层面的技术传统覆盖, 因而在发展中出现了两种“病”:理论描述的空洞和信息技术的强势。图书馆学应在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中, 拒斥空洞概念, 警惕工具理性, 把握哲学的转向, 实现学科超越发展。  
  关键词:哲学; 图书馆学; 治疗; 思想; 
  哲学自古以来是智慧之学, 哲学的治疗性在哲学史上已被众多学者提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 以心灵为本原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 是一种治疗;现代的维特根斯坦, 以“治疗”比喻哲学, 认为形而上学的病因在于脱离语言的日常实际使用, 从而造成语言使用上的混乱和对语言用法的深刻误解, 并提出哲学的工作就是把语言从天上拉回到地面[1];同时代的海德格尔, 将传统哲学 (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 看作疾病, 通过对疾病的表现--“存在之离弃状态”“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揭示与批判, 提出“向另一开端的过渡”的治疗[2]214, 由于这种治疗触及到了思想的源初和根基, 可以说是一种较高境界的哲学治疗。20世纪80年代, 关于哲学治疗的理论研究在西方逐渐兴起, 随后我国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和着作, 如包利民的《西方哲学中的治疗型智慧》[3]、尚杰的《哲学治疗的可能性》[4]以及杨玉昌编着的《作为治疗的哲学》[5]等。综合哲学史以及近年来对于哲学治疗研究的理论成果来看, 笔者认为, 哲学的治疗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哲学的“自我治疗”, 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治疗;二是哲学作为一个“治疗者”进行思想的治疗。后者既然能够应用于思想中, 当然可以推而广之应用于成熟的某种学科理论, 因为学科理论就是带有哲学思辨的思想。  
  1、图书馆学与哲学的渊源  
  各门具体学科的理论建设实际上都面临这样的任务:对于自己研究领域的各种现象提出假设、理论和观点。一直以来,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求人们, 借助于抽象思维认识与把握关于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规律和内部联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图书馆学中开始渗入了哲学, 如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出版了《图书馆分类哲学》一书, 德国人卡尔斯泰特提出了“客观精神论”, 英国人包得菲写了《图书馆哲学》。在我国, 杜定友等人最早在图书馆学中引入哲学思想[6].20世纪50年代, 美国着名图书馆学家谢拉创立“社会认识论”, 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学者们逐渐发现, 图书馆学需要理论研究, 特别是需要哲学意味的理论研究, 因为哲学能够为图书馆这一学科起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作用。以20世纪50年代的图书分类研究这一偏实证化的领域来看, 杜定友在《图书分类法意见》一文中, 提出了“根据马列主义”“依靠真理”, 确定分类原则[7].张德芳在其《论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原则》一文中, 提出依靠“客观原则”和“发展原则”进行图书与学术分类[8].尽管那个时期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均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但由于哲学 (在当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图书馆学这一学科提供了方法论的揭示作用, 所以作为图书馆事业理性认识的图书馆学, 在面对高度抽象的、同样把握事物本质规律和内部联系的哲学时, 在总体上总是被后者规定着研究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 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也随之进入高潮。随着1982年刘迅《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9]一文的发表, 我国兴起了以哲学范式研究图书馆学的热潮, 图书馆学界遂将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作为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尽管在80年代后期遭到了唯物辩证法派的批判, 但由于“世界3”理论解释了客观知识世界独立存在的意义, 仍然为图书馆学划定了研究对象的从属领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波普尔在着作中数次提及图书馆, 他将图书馆视作人类为保存、积累“世界3”、并使客观知识得以继承与扩展的创造物, 而人类的进化也是建立在客观知识的不断继承与拓展之上。“世界3”理论由于明确图书馆研究对象及其存在状态的终极归属, 从而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的首要哲学基础[10].当然, 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不仅仅有“世界3”理论, 还有诸如辩证法、哈贝马斯公共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等。随着近代以来哲学的转向, 哲学对于传统图书馆学的影响逐渐过渡到价值论层面, 如公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观及图书馆的社会价值等。  
  20世纪90年代, “图书馆哲学”的概念被提出[11], 但直到21世纪初, 图书馆界内部对“图书馆哲学”这一概念的内涵认识还未完全达成一致:或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思维;或认为图书馆哲学乃利用哲学原理和方法探讨图书馆实践的本质之学;或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的职业价值观[12].虽然对“图书馆哲学”的内涵理解有一些差异, 但仍可以看出, 国内图书馆学界在理论研究水平上已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 尤其表现在学者们运用哲学思维去分析图书馆领域的现象, 如何长青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 将“文献”视作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 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13];蒋永福以“客观知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 并提出“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 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6].叶秀山曾说过, “哲学是一门通学……哲学的通, 不仅仅是指哲学内部各个部门、大类之间的互通, 而且还指它能够在各门学科之间走得通。数学、物理学、生物学……, 哲学都是可以贯通的。不管这些学科多复杂、有多硬, 哲学都可以进去, 都应该没有阻隔才对”[14].叶秀山之所以说哲学是通学, 就是因为哲学是反思的、批判的智慧, 它能够给学科研究领域带来深刻的启迪, 促进观念的更新和理论的创新。图书馆学在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哲学理论, 正是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升华。  
  2、图书馆学的发展“病”  
  传统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在于方法论, 基于当时主流的科学方法论, 将哲学方法视作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 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 图书馆学的方法也受此影响。这导致了图书馆学在当代的发展中一直是主客体的思维方式。除此之外, 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 一直被现象描述层面的技术研究传统所覆盖, “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研究一直被作为职业技能培训学问的实用图书馆学研究所排斥”[6].以上原因导致了图书馆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典型的“疾病”, 一是理论描述的“空洞”, 二是信息技术的强势。  
  2.1 理论描述的“空洞”  
  纵观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历程, 图书馆学的发展也有着类似的路径, 即对图书馆本质的探寻还停留在哲学的本体论 (本质学) 的层面--表现在各种“本质说”的兴起, 在方法论上停留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层面--表现在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建构, 这就必然注定了在价值论上停留在科学主义层面--表现在唯科学、唯技术思想盛行。从目前出版的大部分关于图书馆学的着作和文章来看, 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还局限于工作流程和技术要素这个闭合的环路--起点是工作流程、管理模式和技术要素, 目标也是工作流程、管理模式和技术要素的改进, 谈不上对图书馆生存背景和内在机理的更为本质的分析, 甚至在一些主流的图书馆学教材中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 原因在于图书馆学的研究者们大都来自于图书情报学科或者图书馆领域, 他们从自己的学科和专业出发, 给出自己的经验知识, 很少去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或方法来思考问题。从深层看, 图书馆学本身是从经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生长出来, 虽然在20世纪有学者探寻过哲学基础, 方法论上也一直号称图书馆学的方法在哲学的指导之下, 但基本还是处于朴素地、甚至现在看来有些生硬地套用哲学理论的阶段, 整体上缺乏哲学的思辨与抽象化思维的指导。这就造成了在图书馆学发展至当代, 尽管理论思潮出现了很多, 如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价值、图书馆精神等, 但均各成一家, 不成体系。  
  回想20世纪80年代, 国内图书馆学的主流充斥着各种“交流论”学说 (它们源自苏联米哈伊诺夫的“科学交流”学说) , 并因此在实践上形成了一股“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专业教育改革”潮流。但即使这样, “交流论”学说“无法解释也无法弥平图书馆、情报所和档案馆在实践中的差异”, 这已经导致了图书馆学理论“空心化”的问题[15].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技术在图书馆学中的引入, 各种思潮 (包括技术的、人文的) 在图书馆学的研究中传播迅速, 在研究路径上、选题上跟风, 内容上僵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新的事物、概念一出现, 大量相关的文章就产生了, 而它们多数是跟风而起的炒作, 僵硬地将新概念生搬硬套入图书馆的理论或实践。这些文章虽盛极一时, 但一旦过了“保鲜期”便没有了价值和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 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思维定势愈加明显, 当代图书馆学所关注的学科多为计算机科学和一些强势的社会科学, 而对人文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少之又少。哲学思维在图书馆学的研究路径中持续缺场。而当代图书馆学对实证研究的崇尚和对理论研究的贬斥, 实际上犯了“功利主义”的病;在理论研究上沿用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解思路和思维习惯, 套用一些空洞的理论口号, 又犯了“简单僵化”的病。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图书馆学的研究如果轻理论重实践, 只能使图书馆学永远停留在经验科学上, 同样, 如果脱离实践去空谈理论, 只关注抽象的概念, 也只能使图书馆学走向空洞之学。  
  公元2世纪初, 第欧根尼曾以“铭文”的方式宣扬伊壁鸠鲁派哲学思想, 希望为当时普遍的灵魂疾病提供治疗的“药”, 并将伊壁鸠鲁哲学称为“治疗性智慧”.伊壁鸠鲁曾说过, “为学术而学术”是一种病态[16].当代图书馆学发展至今, 应该回头反思过去30年来的发展历程, 一直以来, 图书馆界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完成作为衡量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 秉承建设完善的学科理论的使命, 是否因着“建设”过当而有“为学术而学术”之嫌?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实践的推动者?  
  2.2 信息技术的强势  
  20世纪60年代, 随着美国国会图书馆MARCII的研发成功, 国际图书馆界正式采用了计算机技术。随后, 我国图书馆学界也将计算机应用到了图书馆学的研究中, 正式开启了图书馆的自动化时代。70年代, 图书馆自动化技术研究进入爆发期。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结合, 促进了图书馆联机编目网络和情报检索系统的发展。90年代, 数字图书馆成为了图书馆学的研发热潮。图书馆学界涌现了大量相关的论文和项目。而在技术类的文章中, 追随、介绍最新的技术或使用某种技术的经验描述, 又成为常态 (这又进一步体现了上面提到的理论空心的问题) .此时, 图书馆学的研究已经显现了“技术决定论”、“技术崇拜”的端倪。正如范并思教授所说, “在中国图书馆学历史上, 对一项‘技术’的如此大规模的关注是空前的, 它改变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基本属性, 使得关于技术问题的研究真正成为图书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7].21世纪初, 信息技术进入新一轮发展浪潮, Web技术、移动技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接踵而来, “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概念又成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首要概念。人们不会怀疑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引入图书馆实践中的结果, 因为它们本身是可以被实证和量化的, 可以很快见到工作中具体问题的解决效果。因此, 技术研究者们认为技术的发展是决定图书馆未来的唯一因素, 并开始轻视图书馆的人文传统。  
  然而, 图书馆学毕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谢拉曾说过, 图书馆学实质是“人文主义的, 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18].据传在古希腊,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私人藏书室门口标有“灵魂医治”的牌匾, 说明图书馆从源初就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医治灵魂的场所。图书馆学发展至当代, 其中的文献采访、信息咨询、典藏流通等读者服务也蕴含着人本主义思想。图书馆学要研究图书馆的发展, 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范畴。当然“技术崇拜”现象已经引发了图书馆学界的焦虑, 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也时有提出, 但目前来看, 还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  
  3、如何“治疗”:为图书馆学研究开启哲学的新视域  
  图书馆学在当代发展中面临的这些问题, 究其原因是哲学素养不足, 放弃了应有的质疑和思考, 缺乏原创意识、批判意识与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图书馆学应该在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挖掘自身的本质精神, 实现超越发展, 重建理论自信。  
  3.1 拒斥空洞的概念  
  图书馆学理论中一直有概念繁多且复杂的现象。特别是进入当代以来, 图书馆为给学术科研提供物质保证, 一般都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 如丰富的馆藏、与互联网联结而使学术信息获取方便快捷。资源的优势也使图书馆学很容易接触到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并为己所用。在一种学科的研究中, 借鉴与移植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正常的, 但任何借鉴与移植都必须建立在对所借鉴、移植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评判的基础上。如果不去思考所借鉴的理论与方法是否能够在图书馆学中找到理论层面上的相关性, 而是生搬硬套, 拿来就用, 就会造成理论越来越多, 概念也越来越复杂。海德格尔曾经为反对形而上学的傲慢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所设立的理性社会的狂妄, 将语言的本质做了存在式的阐释, 解构了僵死的概念术语[2]514-550.同样, 在图书馆界也有学者使用语言分析的观点来提出要对图书馆学进行哲学治疗。如梁灿兴教授认为, 只有严格的界定现象与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 才能建立起语言的意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在于“对各种理论体系进行‘语言的治疗', 使得基本概念与相关现象的对应联系变得清晰”[19].某种意义上说, 理性规划给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病也体现在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中。  
  2 0世纪8 0年代, 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 (B.C.Brookes) 曾说过, “情报学还处于被哲学遗忘的角落里, 没有什么理论基础”[20], 已经可以反映出当时图书馆学理论中哲学基础的匮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 国内图书馆理论界的专家已经在建设图书馆学的努力中发现了这一问题, 并在呼唤哲学的出场 (这一过程如上文提到的图书馆学与哲学的渊源) , 但还并未真正做到从形而上学的表象方式中解放出来。个中原因笔者认为用海德格尔以下的说法最能体现:“1.关键不在于一种对概念的单纯修改。2.关键不在于一种对本质的更原始的洞见。3.而在于跃入真理之本现中”[2]359.也就是说, 静止的、单纯的概念修改和所谓的洞见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是要有“跃入”这个动作。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跃入”是指,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一路传承下来形而上学的第一开端 (本质学的、体系化的、表象的、主客体思维的) 向他自己开启的第二开端 (非本质主义的、强调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强调个体而非体系化的、强调主体间性而非传统认识论上的主客体表象思维的) 的跳跃。纵观近代科学哲学史, 我们能够看到, 形而上学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底色, 为现代科学提供思想源头。现代科学作为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它的危机正是哲学一路贬降的结果。图书馆学作为近代科学之林的一员, 实际上在起源处就有着科学哲学或者分析哲学的特点。随着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 这些特点的弊端显现出来。例如, 一味沉溺在概念逻辑中, 流连于分析、推理、演绎等因素, 这些实际上并没有为真正的创新和可能性留出空间, 长此以往学科发展在基于演绎逻辑的思维方式下呈现出一种完全无疑问的状态。因此, 不同于梁灿兴教授提出的对图书馆学的“语言治疗”, 笔者认为, 思想上的治疗是真正意义上的、针对理论空洞之“病”的、有“根”的“治疗 
  3.2 警惕工具理性  
  20世纪初, 马克斯·韦伯曾将人类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并将“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的行为称为工具理性[21].后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又进一步将“工具理性”推广至一种科学技术至上的观念, 他们认识到现代工业文明所表现出的高度同化, 使人失去了批判思维, 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不可否认, 图书馆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应该具有工具的向度, 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 积极研究先进技术手段在图书馆的应用是时代进步的合理诉求。但现实情况是, 现代技术加剧了图书馆学工具理性的膨胀, 对技术的选择开始单纯以工具理性来衡量, 工具 (技术) 的使用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当代图书馆学要体现人文关怀, 则不应过分推崇工具理性, 甚至只追求图书馆的工具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要保持平衡。 
  怎样破解对逻辑和技术的过度崇拜?从对技术的唯一关注上抽离就可以了吗?回顾国内图书馆学的研究历程, 早期的图书馆学界学者, 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 对政治性、思想性问题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技术的兴趣, 但显然也与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有一定的距离。图书馆学缺少的是哲学维度的批判, 这种批判, 能够辩证地看待图书馆学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毋庸置疑, 图书馆由于自身的实践性, 需要一定的工具理性, 但其终极价值并非是工具理性的, 而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和人文精神的彰显。但以信息技术的使用为主流的图书馆学, 已经沦为获取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技术性的实务, 这样的科学如何彰显人文精神?哲学的批判, 是处于发展中的当代图书馆学的精神与价值的载体, 唯此才能促进当代图书馆学价值观念与文化理念的重建。  
  3.3 把握哲学的转向  
  20世纪, 全球哲学文化出现了一些转向, 如实践论、生存论等, 这些转向的共性是提倡对知性思维方式和实体本体论的消解、对绝对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否定, 以及针对科学统治、技术至上的现代启蒙文明的非理性重建。其中有一个关键词是“后现代主义”.这股思潮传入我国立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图书馆学领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廖腾芳的《构筑哲学基础上的后现代图书馆》[22]一文, 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对传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进行分析, 认为文献载体将由单一走向多元, 图书馆最终将走向后现代图书馆。蒋永福的《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23], 认为追问图书馆本质的努力, 其实是制造图书馆学的“元叙事”.应放弃对“元叙事”和虚幻的图书馆“本质”的制造, 应摆脱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盲信, 摒弃对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束缚。图书馆学理论应然的后现代走向是尊重价值观之间的客观差异性, 走向多元价值观之间的民主对话和博弈选择。李红霞在2017年发表了题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重构”思想:后现代图书馆学方法论阐释》的文章[24], 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意义上对解构主义、虚无主义进行批判, 主张“在解构基础上实施建构”, 并阐释了反对“去本质化”“去理性化”和“去主客二分化”的后现代图书馆学方法论。这些文章采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 就图书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图书馆学的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实际上, 对于后现代图书馆的提法以及对图书馆本质主义的批判, 图书馆学界也有不少争议, 许多学者发表了相关论文批判这种对图书馆本质主义的批判, 这些学者认为本质主义也有后现代主义所不能代替的独特价值。其中, 刘君对于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本质主义”思维的学者的理论进行了清算, 他总结道, 这些学者是因为“历史观”的缺失而犯了中国语境“抽离”的错误, 从而对其所批判的对象有所“误置”, 不能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判断和分析[25].由于图书馆学中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批判并非本文的重点, 这里不做展开。在西方哲学史上, 本质主义有很厚重的历史, 最早的是柏拉图的理念哲学, 发展到笛卡尔、康德那里, 二元论的哲学思想成为本质主义的注脚。本质主义的思想源于坚信事物的运动变化具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性质 (如逻各斯) .但到海德格尔那里, 他将从柏拉图发端, 经过各种变形直到尼采的各种本质学又进行了颠覆, 即所谓“形而上学之克服”[2]176.图书馆学能够把握哲学史的发展是了不起的进步, 不管是本质主义还是非本质主义, 都是图书馆学让人文精神回归的努力探索。我们知道, 施莱廷格最早创立的图书馆学是以图书馆技术操作和工作方法为研究对象的, 后经杜威等实用派学者的发展, 图书馆学逐渐上升到了管理理论层面。但20世纪30年代伊始, 谢拉等学者摒弃了实用层面上的工具图书馆学, 认为管理和技术问题都不应成为图书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图书馆的存在价值是为了满足人对知识信息的需求[26].后发展至我国, 包括卢泰宏、蒋永福等学者, 也强调以人为本, 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 将人文关怀作为图书馆学的价值宗旨[12].  
  因此, 从图书馆学的发展史来看, 无论是早期的经验学、管理学等实用主义, 还是中期的基于传统本体论的图书馆哲学以及我国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实践论, 再到当代的解构图书馆本质的后现代主义, 每一次哲学思潮的冲击, 都会使得图书馆学的理论对象、本质和体系被挑战甚至被颠覆。有学者认为这是哲学给图书馆学带来的“险境”[27].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险境”, 不如说是将图书馆学带入一种“急难”的“治疗”, 是给图书馆学带来“启思”的一剂强心针。哲学思想的转变带给图书馆学的是在理论根源上的解构与建构, 图书馆学在发展中把握哲学的当代转向, 这实际上也是在使图书馆学发展转向的理论底色得以澄明。因此, 尊重每种科学的、创新性的知识以及理论观点的生产, 用理性战胜浮躁, 才是图书馆学的哲学治疗的要义。 
  4、结语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 因为它带有超越性, 注重从整体、长远、根本层面看问题。哲学以人为本, 所以它能够去发现、诊断、治疗思想的疾病。但医生开药方, 一是要看开什么样的药物, 能否对症下药;二是要看病人的情况, 能否积极配合。哲学的治疗就是为了实现主体的一种转变, 这种转变是精神上的, 涉及理性的修炼而非单纯的理智的认知;是内立的、涉及主体自身的自我更新。图书馆学在当代的发展中如能很好地引入哲学, 利用哲学“治疗”自身的发展“病”, 其理论研究则更容易走向前沿。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5.
  [2]海德格尔。哲学论稿[M].孙周兴,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3]包利民。西方哲学中的治疗型智慧[J].中国社会科学, 1997 (2) :42-52.
  [4]尚杰。哲学治疗的可能性[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7 (2) :15-21.
  [5]杨玉昌。作为治疗的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1.
  [6]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是什么[J].图书情报工作, 2001 (10) :5-9.
  [7]杜定友。图书分类法意见[J].文物参考资料, 1951 (2) :57-60.
  [8]张德芳。论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原则[J].图书馆学通讯, 1957 (2) :13-16.
  [9]刘迅。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J].情报科学, 1982 (1)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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