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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天文历法的缘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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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10-31 10:49

 天文历法史研究在中国古代科技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成果毋需赘述。若换移到文化史角度观察, 历法亦是国家的重要典制, 陈寅恪先生曾对唐代典制渊源与地域文化间关系进行过深刻阐释, 认为唐承隋代, 典制有三个来源, 分别是北魏、北齐, 梁、陈与西魏、北周, 尤以前二源为重要。[1](P3-4)通过制度文化渊源的分析, 将北朝、隋唐社会的变迁、制度的传承发展与地域文化的影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唐代历法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亦莫能逸出此变迁轨迹, 但其演进过程仍有具体细节与特殊规律可以挖掘探讨。大体上, 受南北朝等级森严的门阀社会制度影响, 天文历法的发展呈现了官方、民间两种渠道, 因而后来南北朝末、隋唐时期, 南北历法的融汇就包含了官方、民间两条途径, 更加上寺院天文学在官方、民间的长期影响, 致使这个复杂的融汇过程一波三折, 唐代历法因而也更加精彩纷呈。下面即依上述时空演变线索来分析探讨唐代历法的来源, 以求正于方家。
  
  一、南北朝、隋代官方天文历法的发展与交流
  
  (一) 南朝天文历法的两个发展阶段
  
  东晋、南朝, 江南社会相对稳定,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劳动工具, 推动了这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天文历法学的发展亦呈现出汉、晋、南朝一脉相承的连贯状态。在汉代天文理论 (盖天说、宣夜说与浑天说) 发展的基础上, 东吴王蕃、东晋葛洪继续研究浑天。东吴姚信, 东晋虞喜、虞耸又分别创立了昕天论、安天论与穹天论。在天文仪器发明创造方面, 在汉代已有浑天仪、浑天象成果基础上, 东吴太史令陈卓为《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说着图录、注释与评论, 对天文仪器的研制有重要参考价值。东吴葛衡改创浑天, 王蕃、陆绩作过浑象。南朝继承与发展了汉晋的历法成果, 取得了辉煌成就。宋元嘉十三年 (436) , 太史令钱乐之兼采浑天仪、象的成果造铜浑仪, 以朱、黑、白三色区分三家星系, 别具一格。元嘉十七年 (440) , 又作小浑天。梁末, 秘府制木仪, 周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与天汉等。[2](P504-508,P517-520)南朝历法发展有着明显的阶段性, 宋创历法, 齐沿用不变, 梁创历法, 陈沿用不变。如《隋书·律历志中》载:“宋氏元嘉, 何承天造历, 迄于齐末, 相仍用之。梁武初兴, 因循齐旧, 天监中年, 方改行宋祖冲之《甲子元历》。陈武受禅, 亦无创改。”[2](P416)宋何承天制漏刻法, “齐及梁初, 因循不改。”[2](P527)梁、陈晷测方法相仍不变, 《隋书·天文志上》载:“梁天监中, 祖暅造八尺铜表, 其下与圭相连。圭上为沟, 置水, 以取平正。揆测日晷, 求其盈缩。至大同十年, 太史令虞广刂, 又用九尺表, 格江左之影……陈氏一代, 唯用梁法。”[2](P524)除以上沿承外, 南朝历法随版图变化吸收了北方政权个别成果, 前赵光初六年 (323) , 南阳 (今河南南阳) 孔挺造铜浑天仪, 辗转流落到后秦, 东晋末, 刘裕灭后秦, 取该仪, 南朝梁时仍见沿用。[2](P517-518)大致上, 南朝历法分宋齐、梁陈两个阶段发展着, 有着相当丰富的、先进的、独特的成果积累, 并因吸收了中原 (前赵) 部分天文历法学成果, 而更为先进与精致。
  
  (二) 北魏、北齐天文历法的成形
  
  东汉末、西晋末, 战乱后的北方, 汉晋天文学与人口流落、生存于较稳定的偏隅, 历经十六国时期的沉淀、积累, 前秦、北凉、后燕与北燕所在的关陇、辽东地域天文学有所进步与发展, 并随着北魏的统一, 输入平城 (今山西大同) .
  
  北魏最先引入的是后燕天文学成果。十六国时期, 前燕、后燕慕容鲜卑相继控制辽河流域, 教以农桑, 安抚流民, 吸引了大批士大夫, 传播了中原学术文化。史载:“时两京倾覆, 幽、冀沦陷, 廆刑政修明, 虚怀引纳, 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3](P177)“时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 迭相招引……”[4](P2726)北魏败后燕, 获晁崇, 开始引入那里的天文学发展成果, 时为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时期。《魏书·晁崇传》载:“晁崇, 字子业, 辽东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术数, 知名于时。为慕容垂太史郎。从慕容宝败于参合, 获崇, 后乃赦之。太祖爱其伎术, 甚见亲待。从平中原, 拜太史令, 诏崇造浑仪, 历象日月星辰。”[5](P1943)拓跋珪定都平城, 命晁崇制浑仪。《隋书·天文志上》载:“后魏道武天兴初, 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 以观星象。十有余载, 至明元永兴四年壬子, 诏造太史候部铁仪, 以为浑天法, 考璇玑之正……其制并以铜铁, 唯志星度以银错之。南北柱曲抱双规, 东西柱直立, 下有十字水平, 以植四柱。十字之上, 以龟负双规。其余皆与刘曜仪大同。即今太史候台所用也。”[2](P518)太宗拓跋嗣时, 又造铜铁浑仪, 传于后世。二仪制造前后相隔十余年, 《隋书·天文志上》所录似太宗时浑天仪亦崇所作, 但晁本传载其死于太祖朝, 不知本传、天文志孰是?或晁虽死, 但其技术流传, 仍以之造浑仪, 而世人认为其本人所制 (见后文隋人见北魏浑仪事) .
  
  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时, 相继取赫连夏, 破北燕, 收北凉, 将它们保存与发展的汉晋以来天文历法学成果尽收囊中, 下分述之。十六国时期, 关陇区域在战乱中也有暂时的平稳、发展时期, 如前秦前期, 苻坚在王猛辅助下, 励精图治, 典章制度有所发展, 《晋书·苻坚载记上》载:“于是人思劝励, 号称多士, 盗贼止息, 请托路绝, 田畴修辟, 帑藏充盈, 典章法物靡不悉备。”[4](P2888)又载:“自永嘉之乱, 庠序无闻, 及坚之僭, 颇留心儒学, 王猛整齐风俗, 政理称举, 学校渐兴。关陇清晏, 百姓丰乐, 自长安至于诸州, 皆夹路树槐柳, 二十里一亭, 四十里一驿, 旅行者取给于途, 工商贸贩于道。”[4](P2895)后秦姚兴时, 关陇礼仪典制仍有发展, 《晋书·姚兴载记上》载:“兴留心政事, 苞容广纳, 一言之善, 咸见礼异。……于是学者咸劝, 儒风盛焉。”[4](P2979)夏赫连勃勃定都统万 (今陕西靖边白城子) .东晋亡后秦后, 势力回撤, 赫连勃勃袭取长安, 将前秦、后秦的学术文化也传播到北边, 北魏后来从赫连夏接收过天文学人才。如《魏书·张渊传》载:“张渊, 不知何许人。明占候, 晓内外星分。”[5](P1944)张渊曾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父子、夏赫连昌, 先后为灵台令、太史令, 北魏世祖太武帝拓拔焘平统万, 获之, 仍为太史令, 其所着《观象赋》是极为珍贵的天文学资料。关陇地域保存的汉晋天文历法学, 经前秦、后秦的提炼与发展, 通过赫连夏传承到北魏。西晋末年以来, 偏安一隅的河西, 吸引了不少中原士大夫迁居于此, 从而保存与发展了汉晋学术, 为此后北魏文化重要来源之一, 陈寅恪先生已详论之[1](P22-47), 这里不再赘述, 需要强调的是凉州刺史张轨识天文[5](P2193), 北凉太史赵匪攵曾撰《河西甲寅元历》及序[2](P1022), 北魏灭北凉, 获取其地天文学发展成果。北魏灭北燕, 再次引进辽河流域的天文学成果 (后燕、北燕天文学一脉相承, 可视为一体) , 即所谓“世祖后破和龙, 得冯文通太史令闵盛”[5](P1954)。
  
  关陇、辽东地域天文学成果融入平城, 推动了北魏天文学发展, 在此基础上制造了两部浑天仪, 培养了不少天文学世家。迁都洛阳后, 沿用发展。积至北魏末年, 成果显赫, 孝武帝元修组织编撰的天文书籍、星图, 正是汉晋、十六国天文历法学术在北朝之集大成者, 如《魏书·张渊传》载:
  
  先是太祖、太宗时太史令王亮、苏坦, 世祖后破和龙, 得冯文通太史令闵盛, 高祖时太史令赵樊生, 并知天文。后太史赵胜、赵翼、赵洪庆、胡世荣、胡法通等二族, 世业天官者。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永熙中, 诏通直散骑常侍孙僧化与太史令胡世荣、张龙、赵洪庆及中书舍人孙子良等, 在门下外省校比天文书。集甘、石二家《星经》及汉魏以来二十三家经占, 集为五十五卷。后集诸家撮要, 前后所上杂占, 以类相从,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图, 合为七十五卷。[5](P1954)
  
  总之, 北魏都平城时, 已锐意汉化, 其天文学融汇了前秦 (含后秦、赫连夏) 、后燕 (含北燕) 、北凉三个源头的成果, 此前保留在西北、东北偏隅的中原传统天文学各有所发展, 这时经融汇贯通而致精密宏大, 后经北魏传承到北齐, 代表了当时卓越的发展水平。《隋书·律历志中》载:“后齐文宣, 用宋景业历。”[2](P416)《北齐书·宋景业传》载:“宋景业, 广宗人。明《周易》, 为阴阳, 纬候之学, 兼明历数。魏末, 任北平守。”[6](P675)广宗 (今河北邢台广宗) 历属北魏、北齐, 可证景业历传承脉络。北魏、北齐日晷也沿用不替, “齐神武以洛阳旧器, 并徙邺中。”[2](P524)北魏浑仪、漏刻也传至北齐, “史臣于观台访浑仪, 见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 以铁为之, 其规有六。……周武帝平齐所得。”[2](P505)“周、齐因循魏漏。”[2](P527)以上可见北魏、北齐历法一脉相承之态。
  
  北魏官方天文学成果大部分成形于早期, 从平城沿用到洛阳, 但始终未引入南朝相关学术, 这与政治版图隔阂, 朔历正统之争有关。因而, 北魏、北齐与南朝官方天文历法大致各自独立发展而未交融。
  
  (三) 北周始融南北官方历法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 东魏 (北齐) 继承了北魏的大部分地域、人口与学术文化, 其历法也较西魏 (北周) 先进、精密得多。西魏、北周初, 沿用北魏旧历, 《隋书·律历志中》载:“西魏入关, 行李业兴历。”[2](P416)李业兴为北魏、东魏人, 《魏书·李业兴传》载:
  
  李业兴, 上党长子人也。祖虬, 父玄纪, 并以儒学举孝廉……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后乃博涉百家, 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详练, 尤长算历……延昌中, 业兴乃为《戊子元历》上之。于时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各献新历, 世宗诏令共为一历。洪等后遂共推业兴为主, 成《戊子历》, 正光三年奏行之。[5](P1861-1862)
  
  延昌 (512~515) 、正光 (520~525) , 皆北魏年号。业兴于东魏兴和 (539~542) 初年又制《甲子元历》 (此前南朝宋制《甲子元历》, 东魏无缘行使南朝历法, 系重名) 施用。东、西魏对峙, 西魏无缘行使《甲子元历》, 仅得沿用旧北魏《戊子历》。北周甄莺造《周天和年历》, 又名《甲寅元历》[2](P416), 似新制历, 实际不然。北魏曾由北凉取河西《甲寅元历》, 北齐文宣帝时, 董峻、郑元伟又上《甲寅元历》[2](P417-418), 可知甄历、董历均与河西历东传北魏有关。甄莺编成于天和元年 (566) , 终于宣政元年 (578) , 原因在于577年北周武帝灭北齐, 遂取处于历法发展前沿的北齐历, 停用甄历。
  
  南朝天文历法有三个要区:建康 (今江苏南京) 、江陵 (今湖北荆州) 与岭南。江陵为长江流域门户, 系南朝长江中游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556年, 西魏取江陵, 南北历法分隔局面丕变, 与江陵萧氏、庾氏的北掳分不开, 《隋书·萧吉传》载:“萧吉字文休, 梁武帝兄长沙宣武王懿之孙也。博学多通, 尤精阴阳算术。江陵陷, 遂归于周, 为仪同。”[2](P1774)吉历仕梁、北周、隋, 系江陵历算北传人物之一。“逮周氏克梁, 获庾季才, 为太史令……”[2](P561-562)《梁书·庾诜传》载:“庾诜字彦宝, 新野人也。幼聪警笃学, 经史百家无不该综, 纬候书射, 棋算机巧, 并一时之绝。”[7](P750-751)诜子曼倩着有《算经》《七曜历术》, 曼倩子季才由江陵入西魏 (北周) , 是首个整合南北历法的人物, 如《隋书·律历志中》载:“至周明帝武成元年, 始诏有司造周历。于是露门学士明克让、麟趾学士庾季才, 及诸日者, 采祖暅旧议, 通简南北之术。自斯已后, 颇睹其谬, 故周、齐并时, 而历差一日。克让儒者, 不处日官, 以其书下于太史。”[2](P418-419)南朝历算以建康祖冲之父子为先进, 史载:“始元嘉中, 用何承天所制历, 比古十一家为密。冲之以为尚疏, 乃更造新法, 上表言之……会帝崩不施行……又特善算……注《九章》, 造《缀术》数十篇。子暅之。暅之字景烁, 少传家业, 究极精微, 亦有巧思……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 梁天监初, 暅之更修之, 于是始行焉。”[8](P1773-1775)“梁奉朝请祖暅, 天监中, 受诏集古天官及图纬旧说, 撰《天文录》三十卷。”[2](P561)江陵系建康历算的施行地, 季才必得祖氏父子传世之文献资料, 而略知当日南朝天文历法最新进展之一二。武成元年 (559) , 克让、季才启动引进南朝历法之工程, 然而克让儒者, 季才通于玄象而于历法无钻研 (季才着有《灵台秘苑》《垂象志》与《地形志》等[2](P1767), 从书名推测其内容分别为星象占卜、分野、地理类) , 二人所能融汇的资源限于北周残存北魏旧历、江陵所用梁朝历法, 未得融汇南北中心地域---北齐邺 (今河北临漳) 、梁建康天文历法成果, 所以颇谬。北周静帝大象元年 (579) , 马显等造《丙寅元历》, 言其来历云:“谨案史曹旧簿及诸家法数, 弃短取长, 共定今术。”[2](P420)时北周已据江陵、函谷关以东, 颇益南北历法融汇。然而毕竟立国短暂, 版图有限, 历法的完全融汇尚待南北彻底统一。
  
  (四) 隋代续融南北官方历法
  
  隋继续融汇南北官方历法。开皇四年 (584) , 通晓星历的道士张宾, 与刘晖、刘佑、马显等天文学家合作制历, 其中可确定刘佑为荥阳 (今河南荥阳) 人[2](P1779)、北齐士大夫, “宾等依何承天法, 微加增损。四年二月撰成奏上”[2](P421)。何承天历, 即宋元嘉历, 为宋、齐、梁初所沿用, 得其传承者恐为佑等北齐学者。佑历未能吸纳南朝后期 (梁、陈) 成果, 不足甚多, 颇遭批驳。五年后, 隋平陈, 南朝天文学中心之地关键人物周坟将南朝历法最新发展成果输入长安, 局面为之一变。《隋书·天文志上》载:
  
  高祖平陈, 得善天官者周坟, 并得宋代浑仪之器。乃命庾季才等, 参校周、齐、梁、陈及祖暅、孙僧化官私旧图, 刊其大小, 正彼疏密, 依准三家星位, 以为盖图。旁摛始分, 甄表常度, 并具赤黄二道, 内外两规。悬象着明, 缠离攸次, 星之隐显, 天汉昭回, 宛若穹苍, 将为正范。以坟为太史令。坟博考经书, 勤于教习, 自此太史观生, 始能识天官。[2](P504-505)
  
  又, “宋元嘉所造仪象器, 开皇九年平陈后, 并入长安。大业初, 移于东都观象殿。”[2](P520)庾季才、周坟因之改进观察天象的盖图仪。
  
  岭南是南朝另一学术中心, 汉末到两晋、南朝, 岭南受益于中原人口的大量迁徙, 社会经济文化获得深入发展[9], 六朝岭南整体上逐步成为南方重要农耕区[10].南朝陈时, 岭南地区天文仪器制造先进, 丹阳 (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区) 人耿询在岭南“见其故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 询从之受天文算术。询创意造浑天仪, 不假人力, 以水转之, 施于暗室中, 使智宝外候天时, 合如符契”[2](P1770)。六朝都城建康 (今江苏南京) 在丹阳郡境, 可知二人学术乃梁、陈建康分流到岭南的。耿询后作刻漏、欹器等, 历仕于陈、隋太史局, 岭南学术因之北传。
  
  此外, 在北方, 北齐学术继续更替北周旧章 (实质为北魏, 南朝宋、齐与梁初天文历法) .隋初, 沿用北周尹公正、马显所造《漏经》, 开皇十四年 (594) , 用鄜州司马袁充的晷影漏刻, “袁充素不晓浑天黄道去极之数, 苟役私智, 变改旧章。其于施用, 未为精密。”[2](P528)袁充乃北周旧地学术传承者。开皇十七年 (597) , 北齐世家张胄玄 (见后文) 用北魏浑仪测漏刻, “与何承天所测颇同”.[2](P528)乃以北齐民间漏刻 (已汲取南朝相关成果, 详见后文) 取代北周旧术。
  
  总之, 南朝后期 (梁、陈) 最新天文历法成就 (包括江陵、建康、岭南三地) 历西魏 (北周) 、隋输入中原, 形成北魏、北齐, 北周, 梁、陈三个源头。隋代立国短暂, 未能彻底融合南北历法。
  
  二、南北朝、隋、唐前期民间暨寺院天文历法的发展
  
  (一) 北魏、北齐民间融汇南北天文历法的暗潮与影响
  
  北周 (含西魏) 、隋代未完成南北历法融汇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南北朝政治本位地域观念强烈, 门阀等级制度森严, “郢都之陷也, 衣冠士人多没为贱。”[2](P1765)西魏权臣宇文泰曾谓季才:“卿是南人, 未安北土”[2](P1765), 值此社会氛围, 为人宽弘、学业优博的季才难于与北方士大夫深入沟通, 只与王褒、裴政、庾信等江陵旧人“文酒之会”[2](P1767)。另, 南北朝时, 寺院是天文学术发展的重要支点, 北周对佛教势力的摧毁压抑了北朝寺院学术的发展。这些都严重迟滞了历法融汇进程。隋历时短暂, 对门阀制度的摧毁, 对寺院学术文化的挖掘, 都未及完成。北周、隋主持的南北历法融汇工作看似浩浩荡荡, 实际仍为主流渠道之分叉, 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演变有关, 北方学术重心的发展系于北魏、北齐地域, 当地民间天文学更悄然进行着南北交流与沟通, 蔚然领一代之先, 只是在门阀制度的压抑下未显现而已。
  
  北魏曾造就了一批天文学世家, 如《魏书·张渊传》载:“后太史赵胜、赵翼、赵洪庆、胡世荣、胡法通等二族, 世业天官者。”[5](P1954)北齐继承北魏衣钵, 仍是名家辈出, 如前文提及的宋景业、董峻、郑元伟等。这些尚是官方录用的天文学家, 而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则更多, 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培养、储备了相关人才, 如《隋书·天文志中》载:“至后魏末, 清河张子信, 学艺博通, 尤精历数。因避葛荣乱, 隐于海岛中, 积三十许年, 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 以算步之。”[2](P561)张子信传学于张胄玄、刘孝孙、刘焯, 后者入北齐均为名儒, 又仕于北周、隋。此条史料同时可证北魏、北齐民间传承着天文仪器。信都昌亭 (今河北冀县) 人刘焯, 北周平齐后受重用, 入隋, 着有“《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 推步日月之经, 量山海之术, 莫不覆其根本, 穷其秘奥。着《稽极》十卷, 《历书》十卷, 《五经述议》, 并行于世”[2](P1718-1719)。仁寿四年 (604) , 刘焯造《皇极历》。河间景城 (今河北交河东北) 人刘炫, 北周平齐, 引为吏, 隋时“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 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 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2](P1718-1719), 着有《算术》。陈寅恪云:“王邵、刘焯、刘炫皆北齐儒学之士, 而二刘尤为北朝数百年间之大儒。”[1](P53)前文提及的已北魏、北齐化的北周官方天文学, 到隋代就与北齐民间学术合流了。
  
  北魏、北齐天文历法之先进, 除承接汉晋十六国的长期积累外, 也受惠于民间与南朝学术的交流, 促使其处于发展前沿。南朝天文历法中心在建康, 代表性历法有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 均领一时之先, 二人均为东晋、南朝世家。何承天受其舅天文学家徐广影响, 研习汉晋学术、天竺天文学, 制《元嘉历》, 宋、齐及梁初沿用, 梁初指天监八年 (509) 以前时段[11].祖冲之好天文历法, 南朝宋大明六年 (462) , 编成《大明历》, 水平超越何承天历, 但未为朝廷采用。[12]南朝梁时, 祖冲之子暅继承父业, 精通天文历算, 亲制天文仪器, 通过观测对《大明历》做了修正, 天监九年 (510) 朝廷正式颁行该历。[13]祖暅的成果实际上是南朝宋、齐、梁的连贯发展, 其学术传于北魏末民间, 下引文揭示此南北交流事。《魏书·信都芳传》载:“时有河间信都芳, 字王琳, 好学善天文算数, 甚为安丰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群书, 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又聚浑天、欹器、地动、铜乌漏刻、候风诸巧事, 并图画为《器准》。并令芳算之。”[5](P1955)这是北魏末民间天文仪器传承又一例。信都芳是王公贵族的依附客, 未入太史局工作, 系民间天文学家, 曾师从祖暅, 据《北史·信都芳传》载:“有江南人祖暅者, 先于边境被获, 在延明家, 旧明算历, 而不为王所待。芳谏王礼遇之。暅后还, 留诸法授芳, 由是弥复精密。”[14](P2933)南朝前、后期 (即宋、齐与梁, 而陈完全沿袭梁) 天文历法学真谛从此传入北魏、东魏、北齐民间。《北齐书·信都芳传》载:“芳又私撰历书, 名为《灵宪历》, 算月有频大频小, 食必以朔, 证据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为此法, 不能精, 灵宪若成, 必当百代无异议。’书未就而卒。”[6](P675)信都芳之批评何承天历, 正是师承祖氏父子的, 这一事件是北魏历法发展史上重要的分水岭, 当时南朝历法进入后期发展阶段, 北朝民间首次引入南朝历算, 并获得同一时期南朝最先进的天文历法成果。其具体传入时间可考, 《魏书·安丰王延明传》载:“及元法僧反, 诏为东南道行台、徐州大都督, 节度诸军事……萧衍遣其豫章王综镇徐州。延明先牧徐方, 甚得民誉, 招怀旧土, 远近归之。综既降, 延明因以军乘之, 复东南之境, 至宿豫而还。”[5](P530)《梁书·豫章王综传》载:“四年, 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六年, 魏将元法僧以彭城降, 高祖乃令综都督众军, 镇于彭城, 与魏将安丰王元延明相持。……乃与数骑夜奔于延明”[7](P824)。综合二条资料, 可断定普通六年 (525) , 延明乘综归北, 向彭城以东、以南扩张, 大概于此时俘获祖暅。祖暅、信都芳师徒关系, 即在此役已毕, 延明归洛阳后确定, 时《大明历》已颁行十余年, 江南历法经何承天、祖氏父子两次提升, 极为先进。信都芳由此学习南朝最新前沿学术, 标志北魏融汇南北历法早于北周武成元年 (559) 启动的同类工程。非仅如此, 北魏末年吸收的南朝中心地域天文历法最新发展成果, 远胜北周所纳江陵学术支流地域之成果水平。北魏、东魏与北齐民间学术一脉相承, 影响于隋, 如此后的渤海蓨 (今河北景县) 人张胄玄“博学多通, 尤精术数。冀州刺史赵煚荐之, 高祖征授云骑尉, 直太史, 参议律历事。时辈多出其下, 由是太史令刘晖等甚忌之。然晖言多不中, 胄玄所推步甚精密, 上异之”[2](P1779)。北齐民间学术在隋代已呈现上升为国家制度文化的苗头。“胄玄学祖冲之, 兼传其师法。”[2](P435)胄玄明显是通过信都芳一脉获取祖家学术的, 融汇了北魏张子信、宋祖冲之、梁虞广刂学术[2](P1780)。梁、陈学术本为一家, 祖暅、虞广刂学术可代表南朝后期发展水平, 张胄玄将南朝最新发展成果与北魏、北齐天文学衔接, 其学术遂致先进、精密, 在隋代影响甚着。
  
  然而, 北朝民间天文历法学术成果限于森严的门阀制度尚难为官方充分利用, 这就是信都芳服侍安丰王延明、张胄玄受太史令刘晖排挤的原因。要改变这一局面, 尚需深刻的社会变革, 而这一时期及稍后, 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两汉时期, 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成熟, 形成大族豪强地主经济、部曲佃客制。魏晋南北朝时期, 随着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技术的改进, 豪强地主田庄的残酷剥削、严苛的人身依附关系, 越来越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农民的反抗下, 大族豪强地主力量和部曲佃客制日益衰落。[15](P317-321)隋末农民大起义, 进一步扫除了南北朝残存的奴隶制残余, 奴婢身份被挣脱了, 农民的依附关系得到了改变, 士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而日趋衰落, 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 由此, 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16](P108,P128)唐代修订《氏族志》, 抑制士族势力, “对于中原甲姓, 压抑摧毁, 其事创始于太宗, 而高宗继述之, 遂成李唐帝室传统之政略。魏晋以来门第之政治社会制度风气, 以是而渐次颓坏毁灭, 实古今世局转移升降枢机之所在, 其事之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至深且久。”[17](P334)武则天、唐玄宗时期, 南北天文历法彻底融汇的历史条件终于成熟了。北朝吸收、消化十六国历法由来已久, 而借鉴南朝历法起步较迟, 隋以后南北历法的融汇就彰显出南朝化趋势, 山东地域 (函谷关以东) 天文学家也渐由民间走向庙堂。
  
  (二) 魏晋南北朝、隋、唐前期寺院天文学的积累
  
  门阀制度的崩溃消除了民间天文学发展的禁锢, 另有一件相当重要的社会文化发展也到了关键的转变时刻, 深刻地影响着南北历法融汇。原来, 南北朝、唐代前期, 中外天文历法学交流成果长期沉淀于寺院, 有待于深入挖掘。大型天文仪器制造、观测需国家出面主持, 而历算、圭测、漏刻等, 依靠运算与小型仪器观测即可运作, 因而在寺院繁衍不已。域外传入的天文历法学兼容了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学术精华。[18](P72-83,P19)三国魏嘉平年间 (249~254) 来洛阳传学的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善学《四围陀论》, 风云星宿图谶运度, 莫不该综”[20](P12-13), 西晋天竺僧人鸠摩罗什 (生于龟兹) , 曾游学西域、中亚, “阴阳历算, 莫不必尽”[20](P47)。《魏书·殷绍传》载:
  
  殷绍, 长乐人也。少聪敏, 好阴阳术数, 游学诸方, 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生博士, 给事东宫西曹, 以艺术为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 上《四序堪舆》, 表曰:“臣以姚氏之世, 行学伊川, 时遇游遁大儒成公兴, 从求九章要术。兴字广明, 自云胶东人也。山居隐迹, 希在人间。兴时将臣南到阳翟九崖岩沙门释昙影间。兴即北还, 臣独留住, 依止影所, 求请九章。影复将臣向长广东山见道人法穆。法穆时共影为臣开述九章数家杂要, 披释章次意况大旨。又演隐审五脏六府心髓血脉, 商功大算端部, 变化玄象, 土圭、《周髀》。练精锐思, 蕴习四年, 从穆所闻, 粗皆仿佛。穆等仁矜, 特垂忧闵, 复以先师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经》文三十六卷, 合有三百二十四章, 专说天地阴阳之本”.[5](P1955-1956)
  
  北魏道徒寇谦之亦师从僧侣学习新盖天说, 陈寅恪先生分析之云:“然则新盖天说乃天竺所输入者。寇谦之、殷绍从成公兴、昙影、法穆等受周髀算术, 即从佛教受天竺输入之新盖天说, 此谦之所以用其旧法累年算七曜周髀不合, 而有待于佛教徒新输入之天竺天算之学以改进其家世之旧传者也。”[21](P132)唐代僧人玄奘记录过天竺历法[22](P168-173);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旋右观时》记载了寺院观测星图、圭影、漏刻等[23](P167-170);《隋书·经籍志》统计南北朝隋唐时期专讲天文历法、算术的佛经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天文》《摩登伽经说星图》《婆罗门筭法》《婆罗门阴阳筭法》《婆罗门筭经》等[2](P1019-1020,P1026)。此外还有《佛说时非时经》[24]《梵天火罗九曜》[25]与《宿曜经》[26]等。寺院天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显着, 终致不可或缺。然而, 南北寺院各有特点。北魏凿窟造像、筑寺度僧, 于义理、学术 (包括天文学) 未如南朝那样重视, 加之北周武帝对佛教势力的打击, 对被吞并的北齐地区影响甚着, 致该地天文历法学的发展转而以民间士大夫、道教界为主要载体。关于民间天文学家治学授业事迹见前文。道教天文历法学的传承则频见于后世, 如《旧唐书·薛颐传》载:“薛颐, 滑州人也。大业中, 为道士。解天文律历, 尤晓杂占。”[27](P5089)《旧唐书·尚献甫传》载:“尚献甫, 卫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为道士。则天时召见, 起家拜太史令, 固辞曰:‘臣久从放诞, 不能屈事官长。’则天乃改太史局为浑仪监, 不隶秘书省, 以献甫为浑仪监。数顾问灾异, 事皆符验。”[27](P5200)薛颐、尚献甫在唐初考占星象祥异方面很有影响。前文提及隋代道士张宾主持编历, 李淳风父也曾为道士, 他们都是北齐学者。
  
  与北方不同, 受南朝以来稳定社会环境的支撑, 东南寺院社会经济、科学文化持续发展。南朝宋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幼学五明诸论, 天文书算, 医方呪术, 靡不该博”[20](P130)。南朝宋何承天受教于其舅徐广, 徐广着有《七曜历》, 历名就与佛教有关, 何承天与高僧慧严切磋过天竺天文学理论。元嘉二十年 (443) , 何承天创《元嘉历》, 系中国古代历法首次受天竺天文学明显影响。[28]梁武帝萧衍以儒雅着称, 江南文明极繁荣。其中后期, 佞佛日盛。[29]他通晓中国古代天文学, 曾集群臣讲义, 以古代印度佛经宇宙模式否定中国传统浑天说。他舍身的同泰寺, 安置有印度佛教宇宙演示模拟仪器---激水随滴而转的盖天仪。他推崇印度佛经天文学时刻制度, 令祖暅仿制刻漏。[30](P224-247)陈承梁历, 天文仪器创制亦然, 丹阳 (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区) 人耿询在岭南造浑天仪, “不假人力, 以水转之”[2](P1770), 其动力系统是同泰寺盖天仪的翻版。因而, 梁陈天文学相当程度上渊源于寺院。南朝梁、隋寺院天文学一脉相承, “南北朝诸皇室中与佛教关系最深切者, 南朝则萧梁, 北朝则杨隋, 两家而已。”[31](P154)隋虽佞佛, 但时代短暂。唐初压抑佛教[31](P156), 武则天以女身为帝王, 于佛经中寻找教义依托[31](P165), 佛教再次大兴, 推动了全国寺院地主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南方寺院学术站在较高的起点上, 学术水平也相对较强, 全国天文历法的发展不能回避这一丰硕成果, 南北学术的彻底交流终需摆上日程。
  
  南北朝、隋代官方天文历法的发展与交流, 受社会制度、文化习惯影响, 其成果与影响都很有限。隐藏在社会下层、宗教界的学术力量早已另辟蹊径, 北魏、北齐民间天文历法学, 长期积累起来的南朝寺院学术, 在南北历法的发展与交流中, 力量不容忽略, 它们因门阀制度的崩溃, 佛教的再次兴盛, 而在唐代前期先后参与到南北官方、民间与寺院两地三界天文历法彻底融汇的工程中, 并在后期形成叠加的爆发力量与综合的累积影响, 推动了一浪高似一浪的编历高潮。
  
  三、唐代南北历法的彻底融汇
  
  (一) 李淳风编《麟德历》
  
  在历史的漫长变化中, 北齐天文学家叠起不绝, 担纲了唐前期历法编制工作。《旧唐书·历志一》载:“高祖受隋禅, 傅仁均首陈七事, ……由是造《戊寅历》。……故法行于贞观之世。”[27](P1152)《旧唐书·傅仁均传》载:“傅仁均, 滑州白马人也。善历算、推步之术。武德初, 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表荐之, 高祖因召令改修旧历。”[27](P2710)仁均, 北齐学者;庾季才子质, 质子俭, 江陵天文学世家[2](P1767-1768)。《旧唐书·傅奕传》载:“傅奕, 相州邺人也。尤晓天文历数。”[27](P2714)奕历仕隋、唐初, 曾造《漏刻新法》, 为北齐天文学家出身。“奕既与俭同列, 数排毁俭, 而俭不之恨”[27](P2715), 傅、庾虽不协, 但均推荐傅仁均, 庾自知江陵学术不及北齐 (时已吸收北魏、南朝建康天文历法学最新进展成果) , 因而由北齐学者担纲编历乃众心所归。
  
  唐沿用前代浑仪未久, 加以改创。贞观初, 将仕郎直太史李淳风始上言灵台候仪是后魏遗范, 法制疏略, 难为占步。太宗因令淳风改造浑仪, 铸铜为之, 至七年 (633) 造成:
  
  其制以铜为之, 表里三重, 下据准基, 状如十字, 末树鳌足, 以张四表焉。第一仪名曰六合仪, 有天经双规、浑纬规、金常规, 相结于四极之内, 备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 经纬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仪, 圆径八尺, 有璇玑规、黄道规、月游规, 天宿矩度, 七曜所行, 并备于此, 转于六合之内。第三名四游仪, 玄枢为轴, 以连结玉衡、游筩而贯约规矩;又玄枢北树北辰, 南距地轴, 傍转于内;又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 仰以观天之辰宿, 下以识器之晷度。时称其妙。[27](P2718)
  
  李淳风顺便撰写《法象志》七卷, 探讨前代浑仪得失, 其所造浑仪被置于凝晖阁用来测候。[27](P1293)他又造木浑仪观测天文, 时“左中郎将贾逵检日月所去赤道不同, 更铸黄道浑仪所检者。……臣等今所修撰讨论, 更造木浑图交络调赋黄赤二道三百六十五度有奇, 校量大率, 与此符会”[27](P1190-1191)。
  
  而傅氏《戊寅历》行用未久, “高宗时, 太史奏旧历加时寖差, 宜有改定。乃诏李淳风造《麟德历》。”[27](P1152)改造浑仪、编制新历的主人公“淳风幼俊爽, 博涉群书, 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27](P2717)。李淳风师刘焯, 《旧唐书·历志一》载:“初, 隋末刘焯造《皇极历》, 其道不行。淳风约之为法, 时称精密。”[27](P1152)陈寅恪先生眉批《旧唐书·历志一》云:“李氏麟德历本于刘氏皇极历。刘氏, 北齐学者也。”[32](P83)并根据李淳风其先自太原往徙岐州 (今陕西凤翔南) 的记载, 断定“李氏本亦北齐人”[32](P121)。李淳风师从刘焯, 刘焯师从张子信, 乃北朝天文历法学传承脉络。李淳风更学贯南北、中外, 据《旧唐书·李淳风传》载:“十五年, 除太常博士。寻转太史丞, 预撰《晋书》及《五代史》, 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27](P2718)另合注十部算经[27](P2719)。李淳风撰天文、律历与五行志含南北朝成果, 揭示了当时南北历法融汇趋势与天文学家修养途径。李淳风熟悉天竺天文历法学, 他曾云:“迦叶孝威等天竺法, 先依日月行迟疾度, 以推入交远近日月蚀分加时, 日月蚀亦为十五分……此等与中国法数稍殊, 自外梗概相似也。”[27](P1205)李淳风是北齐学者中的佼佼者, 因而带动唐代历法编制进入崭新的境界。总之, 贞观浑仪是宋元嘉所造仪象器 (传于齐、梁、陈、隋、唐) 、南朝陈耿询浑天仪 (未见传世史料) 、北魏浑仪 (传于北齐、隋、唐) 等成果的融汇贯通。《麟德历》的诞生, 是北魏末、隋、唐初以来民间天文学逐渐得以释放的辉煌业绩, 更是南北朝官方、民间天文历法交流融汇的重大成果, 但仍可更上一层楼, 因为南朝寺院天文学成果也待加入到这一融汇中来。李淳风之后, 武则天时瞿昙罗造《光宅历》, 中宗时南宫说造《景龙历》, 行用都未久。[27](P1152)
  
  (二) 一行编《大衍历》
  
  唐代前期, 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长期稳定, 门阀制度、门第观念的崩溃, 寺院天文学的发展积累, 南北历法融汇进程加快。在北朝隋唐政治氛围、学术传承影响下, 北齐文化世家责无旁贷地化为沟通南北天文历法的桥梁, 一行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在傅仁均、李淳风等之后继出的杰出人物。
  
  《旧唐书·僧一行传》载:“僧一行, 姓张氏, 先名遂, 魏州昌乐人, 襄州都督、郯国公公谨之孙也。”[27](P5111)而据《旧唐书·张公谨传》载:“张公谨字弘慎, 魏州繁水人也。”[27](P2506)繁水 (今河北魏县) , 原北魏昌乐郡, 东魏废, 北周又置, 隋初废, 开皇六年 (586) 置县, 称繁水。大业 (605~618) 初, 废昌乐县并入繁水。唐代武德五年 (622) 复置昌乐县, 隶于魏州, 县治在北魏昌乐郡治之东, 张遂籍贯应以繁水为是。北魏昌乐郡隶于相州魏郡 (治邺, 今河北临漳) , 东魏虽废, 仍在北齐邺境, 可知张遂所受文化熏陶来自北齐核心地域。张遂出家前熟悉儒家经典, 嗜好天文历法, “初, 一行从祖东台舍人太素, 撰《后魏书》一百卷, 其《天文志》未成, 一行续而成之。”[27](P5113)太素, 《旧唐书·张公谨传》载为大素, 公谨次子[27](P2507)。张遂以北齐世家学术撰《后魏书·天文志》 (未传世) , 为其学业积累打下基础。
  
  作为初唐凌烟阁功臣张公谨后裔, 张家到武则天朝门第渐衰[33], 与寒族无异。由于社会观念的巨变, 张遂不再拘泥于门第身份约束, 毅然开启了游学生涯, 他曾学于道士尹崇, 而不满意于其学说的陈腐。他性格耿直, 不喜趋炎附势, 时武氏势力昌盛, “武三思慕其学行, 就请与结交, 一行逃匿以避之。”[27](P5112)武则天长安三年 (703) , 张遂出家, 法号一行, 在嵩山嵩阳寺师事沙门普寂 (神秀弟子) , 之后至荆州 (荆州当阳山是神秀驻锡地) , 依沙门惠真学习律宗、玉泉派天台宗, 可能得到弘景 (系惠真师傅, 驻荆州南泉寺, 弘景、惠真在天台教法上修为很深) 教导。后南下杭州余姚县龙泉寺, 向道一禅师学习。再赴天台山国清寺学习历算[33], 《旧唐书·僧一行传》载:“初, 一行求访师资, 以穷大衍, 至天台山国清寺……一行立于门屏间, 闻院僧于庭布算声…… (一行) 稽首请法, 尽受其术焉。”[27](P5113)学成后返荆州 (即江陵) , 此地乃昔日南朝政治、经济、文化又一中心。杭州在东晋南朝时称吴兴郡, 与吴郡、会稽合称三吴, 富庶东南, 在三吴中虽开发较晚, 但颇受梁武帝佞佛影响。隋代晋王杨广出镇扬州时, 天台宗受护持而极盛, 杨广为僧人们在天台山建国清寺。唐代建立, 江东寺院受严限, 纷纷退居山林, 天台山成为习禅佳境。[34]时南朝中心建康已毁于隋代, 传承其学术文化者仍有苏、杭与越等州, 这些地带佛教广布, 天台山寺院影响已很大了。一行的游学修习, 系统掌握了南朝后期 (梁、陈) 、隋唐以来南方寺院天文历算的发展成果。回溯之前庾季才、李淳风限于时局、身份、社会观念束缚, 无法贴近对面的南北学术中心, 成果有限。一行受益于社会的进步发展, 一人兼学北齐、南朝历算学术, 进入了南朝后期以来江南天文历法学发展前沿。开元五年 (717) , 一行奉敕入京, 与天竺僧善无畏等翻译梵文佛经[33], 继续学习当时输入的域外最新佛学历算。至此, 一行天文历法修养已自儒而道, 自道而佛, 以北齐世家兼南方游僧, 秉华夏学术持梵学禅业, 对南北、中外学术前沿的掌握远出于此前的天文学家, 南北历法的融汇进程因而也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境界。开元九年 (721) , 一行改造新历, “时《麟德历经》推步渐疏, 敕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 改撰新历”[27](P5112)。前期准备工作需考察星度, 时天文学家梁令瓒已造黄道游仪木样, 一行请以铜铁铸之。开元十三年 (725) 造成[27](P1293-1294), 置于灵台以观测星度。该仪继承与发展了南北朝、隋与唐初游仪制造技术, 遂极为精致。玄宗又令一行、梁令瓒等造浑天仪:
  
  又诏一行与梁令瓒及诸术士更造浑天仪, 铸铜为圆天之像, 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 令其自转, 一日一夜, 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 缀以日月, 令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 日东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 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 令仪半在地下, 晦明朔望, 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 前置钟鼓以候辰刻, 每一刻自然击鼓, 每辰则自然撞钟。皆于柜中各施轮轴, 钩键交错, 关锁相持。……铸成, 命之曰水运浑天俯视图。[27](P1295-1296)
  
  该仪与南朝梁同泰寺盖天仪、南朝陈耿询岭南浑天仪都系水力推动, 其创新颇受南朝梁、陈影响, 系南北朝浑仪制作技术之集大成者, 因而精密超越北魏铁仪、唐李淳风仪。开元十二年 (724) , 一行曾选黄河南北平坦地十三点, 实测北极高度和圭表日影长度[35], 此际, 遂用测量结果与游仪、浑仪观测到的星度进行合算、互证。在这些科学工作基础上, 《旧唐书·一行传》载:“于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数, 立衍以应之, 改撰《开元大衍历经》。”[27](P5112)开元十五年 (727) , 一行事业未竟而圆寂。张说曾师从普寂, 与一行过往密切, 兼修僧俗学养, 他继续工作, 于来年制成《大衍历》。一行融天台宗 (荆州、杭州) 、禅宗 (嵩山) 、密宗 (长安) 教义与历算为一体, 在南北官方、民间历法已大致融汇 (指李淳风编《麟德历》) 的基础上, 引导先进的南朝寺院天文历法学融入长安, 在天文学浓郁的南朝化倾向中, 终于促成自北朝末以来基本合流之南北历法达到了彻底的融合, 致此后的唐代历法都未能超越《大衍历》的水平。
  
  南北朝佛教文化的传播, 推动了中外天文历法学的交流, 南朝寺院天文历法学引领发展潮头。北魏末民间悄然引进南朝天文历法, 为南北历法融汇之始。北周、隋代官方发动南北天文历法融汇, 显赫一时却底气不足。随着门阀制度的崩溃, 底层人民社会身份、思想枷锁的解禁, 唐代历法编制高潮来临, 一迭更比一迭高, 史载:“前史取傅仁均、李淳风、南宫说、一行四家历经, 为《历志》四卷。近代精数者, 皆以淳风、一行之法, 历千古而无差, 后人更之, 要立异耳, 无逾其精密也。”[27](P1152-1153)一行以北齐学术世家禀赋游学南朝旧地寺院学术中心, 恰与北魏、北齐 (即十六国) 天文历法, 北齐民间学术 (已吸收南朝前、后期天文历法成果) , 南朝后期梁、陈天文历法 (寄身于寺院) 等三条学术渠道融汇的总趋势合拍, 因而起到了沟通南北、官民、中外等三类天文历法学的桥梁作用, 自己也与《大衍历》一起站上了中国古代前期天文历法学发展的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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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学刊

复合影响因子: 综合影响因子: 期刊分类:自然科学

出版地:北京

发行周期: 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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